奥古斯丁・塞奇威克:伊斯兰教的完美象征

咖啡原产于衣索比亚。十五世纪时,该地的野生咖啡进行首度的商业交易。十六世纪在叶门的梯田山坡上种植了首批的咖啡树,同时,透过贸易和战争,咖啡消费遍及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

一五五四年,两个叙利亚人在他们的第二故乡君士坦丁堡一起经商。史基姆斯(Schems)来自大马士革,海金(Hekim)来自阿勒颇(Aleppo)。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繁忙市集摊位中,开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摆着“非常整洁的沙发和地毯”,后来这家咖啡馆成了知名的文人雅士社交场所,“非常适宜结识朋友”。许多赞助人是学生和其他“勤奋好学之士”、正在找工作的专业人士、“西洋棋爱好者”和教授。早于书面历史记录五十年的此刻,咖啡已兴起。

咖啡原产于衣索比亚。十五世纪时,该地的野生咖啡进行首度的商业交易。十六世纪在叶门的梯田山坡上种植了首批的咖啡树,同时,透过贸易和战争,咖啡消费遍及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咖啡馆通常是鄂图曼帝国皇帝征服一座新城市后建造的第一个建筑物,“为了展示他们统治的文明”。鉴于这种传播方式,人们对于咖啡这种饮料背后的意义产生了争议。根据语源学,“咖啡”一词源自于阿拉伯语 kaweh,意思是“酒”:意指咖啡是“伊斯兰教的酒”,因此引发不少争论。

一五一一年,一天,麦加一名员警晚上做完祷告后,神情肃穆地准备返家,却见到一群同信仰的人喝起咖啡为当晚的礼拜做准备。出于对咖啡的提神作用感到怀疑,麦加警方放火焚烧了该市的咖啡供应品,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五八七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针对该饮品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调查,希望能够借此厘清“是否应该真诚和明确地相信咖啡此种饮料究竟为何物,也就是说,伊斯兰教信徒饮用咖啡是否合法。”

欧洲人在当时也发现了咖啡。一五七三年,德国学者莱昂.劳沃夫(Leon-hard Rauwolf)前往阿勒颇时,发现一群人围着一杯“黑色似墨”的饮品:他们对于瓷杯里的热饮不带任何恐惧,经常把杯子放在嘴唇边,不过每回只啜饮一小口,然后轮流喝着饮料。一五九六年,一位荷兰医生伯纳德.布罗克(Bernard ten Broeke),描述了他在黎凡特(Levant)看到的咖啡制作过程:“他们取出一磅半的果实,然后在火中烘烤,然后以二十磅的水将其煮熟,把水煮至剩下一半的量。他们每天早晨会在房间里,从壶中倒出滚烫的饮料……。他们说这种饮料不但能够提振他们的精神,而且能够令他们的身体变得暖和,不怕风吹,有足够的力气打开档板。”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土耳其人。由于咖啡带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在欧洲称此为“土耳其的差异化标志”和“伊斯兰教的完美象征”。从这个象征性的意义来看,欧洲人对咖啡的发现也是一次与“异物”(foreign body)的相遇,许多早期对于饮用咖啡的描写大多带有怀疑和厌恶的色彩。一六○九年,曾受聘于阿勒颇的英国大臣威廉.比杜尔夫(William Biddulph)描述“此种黑色饮品以一种如豌豆般的豆类植物(称为Coavay),在处理厂里经过加工,以水烹煮,并以所能承受的滚烫程度喝下此饮料。”一六一○年,诗人兼翻译家乔治.桑蒂斯(George Sandys)亲自品尝了咖啡,发现这种“像煤灰一样黑的饮料,尝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同。”

即使咖啡的外观实在不受到欧洲人青睐,不过他们却十分认同咖啡具有的影响力。如同酒精和鸦片,咖啡改变饮用者的精神状态,尽管对于确切的方式或原因尚无所知。一六三二年,哲学家兼图书馆员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将土耳其咖啡馆比作“我们的啤酒屋或小酒馆”,并将咖啡描述为一种“替代品”,是忧郁症的一种治疗方法。一六四○年,伦敦药剂师约翰.帕金逊(John Parkinson)写道:“此种土耳其豆饮品具有许多对身体有益的特性:它能强健虚弱的胃部,帮助消化,有助于肝脏和脾脏的肿瘤和阻塞。”

正如帕金逊的认可背书,咖啡经常被用作医学治疗。当时的医学观念强调平衡人体的四种体液——血、痰、黑胆汁和黄胆汁——以食物代替药物食用,并根据所需进行放血和手术。食物被分为四类:热、冷、湿、干。然而,咖啡、茶和巧克力似乎并不属于上述的单一类别。它不但性热且刺激,同时也具有性冷和利尿的作用,这个看法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于人体既有的观念。对于咖啡的基本功效也未达成一致意见。许多支持者说咖啡可以增强体质,但反对者则将各种疾病的产生归咎于咖啡,尤其是阳痿。

“土耳其豆饮品”透过咖啡馆的方式传到英国,然后再传到欧洲。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于一六五○年代早期开始营业,由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的代理商提供资金,这些代理商与东方有香料、羊毛、锡和火药的生意往来,此时对咖啡产生了兴趣。商人丹尼尔.爱德华兹(Daniel Edwards)从士麦纳(Smyrna)雇请了一名本地仆人帕斯夸.罗塞(Pasqua Rosée),这名仆人每天在主人的伦敦寓所替他煮咖啡。当爱德华兹的朋友们开始定期到他家喝咖啡时,他见到了商机。零售咖啡商与他的身分不符,所以他安排他的仆人罗塞做代理商。

罗塞的咖啡摊位是用“松木板或杉木制成的厚木板”所建造,位于伦敦市狭窄的圣迈克尔小巷两旁的商店和办公室之间,他的店缺乏史基姆斯和海金所提供的舒适环境,但他确实挂了一个招牌,招牌上以自己打扮成土耳其人的模样作为广告。虽然摊位生意兴隆,但不久之后,罗塞遭受了西方新食品开创者都熟悉的命运。附近的酒店老板担心他会抢走他们的顾客,试图利用他的外国人身分来对付他。根据法律,只有伦敦市民才能在伦敦金融城经商,因此罗塞商业上的支持者为他找来一个当地的合伙人,一个名叫克里斯多夫.鲍曼(Christopher Bowman)的农村男孩。罗塞和鲍曼一起搬进了更大的店面并继续经营,但不久之后租约里开始不见罗塞的名字。之后,咖啡厅以及其他临时建造的木造结构商家在一六六六年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尽管如此,咖啡仍在伦敦掀起一波风潮,许多新咖啡店在城市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店家提供了充足的座位和阅读材料,使这里成了“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ies),被当作讨论新闻和思想的开放论坛。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于一六六○年造访伦敦的咖啡馆,记录下有关天气、昆虫交配以及财富适当分配的话题内容。哲学家尤尔根.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这种咖啡馆里的对话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摆脱了旧有的头衔与财富的阶级制度——超越法院、教会和国家,成为新生的公民社会,对政治和国家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七世纪中叶,伦敦在政治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一六四九年查理一世国王遭到处决,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领导下成立了共和联邦。一六六○年在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统治下,君主政体和英格兰教会复辟。伦敦的咖啡馆成为“生产和消费『新闻』的主要社会空间”,体现了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新兴民主规范,孕育了日益质疑王室权威的“公众”。查理二世意识到这种威胁,试图透过肃清咖啡馆以消除异议,并将其视为“政治动荡的温床”和“虚假新闻”的巢穴——因为他们谈论国家事务的言论,与王室的说法产生很大的歧见。查理二世的恐惧并未因为他发起了肃清咖啡馆的运动而减轻,因为伦敦陷入了“叛乱状态”。国王尝试一种新的方式,颁发许可证给咖啡馆,条件是咖啡馆里不允许出现颠覆性的文学或是言论。为了逃避监视,一些咖啡馆因而改名为酒吧。

在异国的阴影笼罩之下,人们对咖啡馆产生的怀疑加剧。饮用啤酒的爱国之士理应“如同穆罕默德主义者”那般厌恶咖啡。伦敦雇主却仍从中见到有利可图之处。当时一位学者写道,“以前的学徒与店员早晨多半因饮用麦酒、啤酒或是葡萄酒而感到头晕,许多人因此怠忽职守,如今他们选择能够帮助他们醒脑的平民化饮料。”咖啡似乎不像酒精那般造成头脑迟钝的效果,“它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清醒与快乐的饮料。”文中使用“我们”十分引人注目。来到世纪之交,在英语世界中第一次提到咖啡的一百年后,伦敦已经有了数百家咖啡馆。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只有三十二家。

一个世纪以来,咖啡在英国已从没没无闻变成了众所皆知的饮品。然而,鉴于咖啡引发的生理不适,过度饮用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六九九年六月,药剂师兼商品交易商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在英国最杰出的学术团体前发表了一场名为“咖啡论述”的演说。该学会的成员经常聚集在一家名为“希腊人”的咖啡馆里。当地报纸主要以八卦口吻,描述咖啡进入整个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过程。霍顿不敢针对咖啡对健康和提振精神方面的影响给出答案,因为他没有办法针对“睡眠理论”提出完整的论述。但他确实指出,咖啡使“各种各样的人变得善于社交”,并“大大提高了有用的知识。”

有鉴于咖啡受欢迎的程度,人们对于在大西洋另一岸——英国的新英格兰、维吉尼亚和加勒比殖民地种植咖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英国商人无法从那些在红海的叶门港口工作的阿拉伯商人身上取得任何许可,原因为这批商人垄断了世界咖啡的供应。在这方面,英国贸易公司在茶叶的贩售上比咖啡更为成功。茶叶是继咖啡之后才被引进英国的消费市场,因为茶叶贸易起初受到荷兰人控制,荷兰人将爪哇岛殖民地作为转运点,所以茶叶最初的价格较高。但随后在十八世纪的前二十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取得进入中国港口的管道,廉价茶叶充斥英国市场。十八世纪,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增加了四千倍,而荷兰人则将重心转移到了爪哇岛的咖啡上。结果,一七七三年在波士顿港的抗议活动中遭到销毁的是茶叶,而不是咖啡。东印度的茶和西印度的糖,在不久之后于英格兰北部起飞的工业革命中,提供了工人不少活动力。

来源:《咖啡帝国》
作者:奥古斯丁・塞奇威克
译者:卢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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